來自全球的廢舊手機、電子線路板甚至汽車被運到優美科工廠，經過神奇的“煉金術”，電子垃圾變成了不同種類的貴重金屬。 （何籽/制圖 原圖受訪者提供）

一家廢舊電子垃圾的回收企業，一年提煉的黃金相當于中國黃金年產量的1/3？歐洲的“煉金術”能否復制到中國？中國何時能出“性感”的環保企業？

優美科“煉金術”

很多造訪優美科公司的客人沒有想到，人生*次“抱金磚”的經歷竟會是在一塊被六名保鏢看守的大型化工廠空地上。

眼前這塊兩個手掌長度的金磚重12.5公斤，想要用雙手把它從桌面上提起來得費一番工夫。這塊價值約400萬元人民幣的黃金純度高達99.99%——它并非產自南非的金礦，而是提煉于5萬個廢舊手機。

在位于比利時安特衛普霍博肯（Hoboken）的優美科（Umicore）貴金屬精煉工廠，古老的“煉金術”正在這里上演。每年，這個看起來如廢舊電子垃圾倉庫般的工廠將運輸出去超過100噸黃金，它們中的相當部分直接被送往銀行交易。

有一組數據能說明“煉金術”的神奇。中國黃金協會統計數據顯示，2011年中國黃金產量為360.957噸，居世界*，緊隨其后的是澳大利亞259噸，美國233噸，南非214噸。

來自全球各大洲的廢舊手機、電子線路板甚至汽車源源不斷運到優美科的工廠，經過粉碎、精煉、分解成不同種類的貴重金屬，除了傳統的金、銀、銅之外，優美科還年產鉑金25噸，鈀25噸，銠5噸，這些比黃金更貴重的金屬純度均在99.95％以上。

2011年，優美科這家歐洲*大的黃金生產商和全世界*大的貴金屬精煉廠的財報顯示，其收入超過100億美元。

這是中國電子垃圾回收從業者們的夢想。2007年，北京華新綠源環保科技公司總經理王建明在比利時參觀了優美科工廠，其規模之大、金屬提煉純度之高讓王建明無比震撼。

在北京東南六環，王建明也經營著一家電子垃圾回收處理企業，作為北京市指定的**一家合法的廢棄物品處理企業，華新綠源對電視電腦等電子垃圾的年設計處理量為240萬臺，與歐洲同行財大氣粗不同是，王建明的公司生存得并不容易。

“優美科的成功能在中國復制嗎？”5年前，王建明在比利時問過自己，如今站在位于北京東南六環的自家工廠里，王建明的答案是否定的。“即便優美科的技術和工廠都照搬到中國，價值鏈和產業鏈卻無法復制。”

難以復制的成功

“如此大量的電子垃圾如此集中地出現在同一個地方，這很難出現在中國。”華新綠源市場經理苑杰說，中國廢舊電子垃圾的渠道來源多、小、散，一家回收處理企業很難確保如此大規模且源源不斷的“貨源”供應。

這源于中國電子垃圾回收準入現狀。與歐洲對企業嚴格的準入門檻不同，目前國內無論是個人（拾荒者）、企業（正規回收企業）還是部分電子產品的生產者都被允許從事回收生意，“多方參與”的激烈競爭導致*后的勝出者往往是實力“*弱”的拾荒者。

“一臺電視機回收企業可以承受的成本是40元，收破爛的卻給你100元，相信多數人會賣給后者。”苑杰說，大量的電子垃圾因此并沒有流向華新綠源這樣的正規處理企業，而是廣東貴嶼這樣的手工拆解集散地。

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貴嶼人就開始用1200年前的工藝處理21世紀的垃圾了。以家庭為單位的小作坊往往先徒手拆分出鐵、銅、塑料和電路板，再用硫酸洗出金子，用炭爐熔化銅，這樣的電子垃圾處理工藝讓貴嶼飽受污染之苦。

貴嶼手工作坊的嚴重污染也出現在優美科給客人展示的幻燈片里，這成為了兩個極端——世界上*環保和先進的大型工廠，*原始和污染的手工作坊。

對王建明這樣的創業者來說，創立華新綠源就是要拋棄*原始的污染之路，而要走*進的大規模集中提煉之路，中國企業目前既缺乏土壤又缺乏技術，這兩條路華新綠源都沒法走。

王建明說，干電子垃圾回收處理這行，跟國外的交流并不多，因為國外的情況跟中國沒有可比性。在歐洲和日本，處理報廢的電視機需要付錢，而在中國，這一直是件還能賺點小錢的事情。

2012年8月，歐盟重新出臺了電子垃圾整治新方案，將回收任務平攤到人頭，希望其成員國在2016年前完成45％的回收指標。同時，歐盟還打擊電子垃圾傾銷行為。而在中國，即便2012年7月1日開始實施《廢棄電器電子產品處理基金征收使用管理辦法》，但該管理辦法一直受阻，企業稱之為有心無力。

得益于完善的垃圾回收處理體系，電子垃圾回收在歐洲形成了產生、運輸、回收、處理到深加工成金屬產品的完整產業鏈，處于各個產業環節的企業分工明確，得以循環閉合的產業鏈是優美科的得意之處，也是中國同行的傷心之處。

“環保產業長時間游離在中國主流工業體系之外，當這幾年被上升到了新興戰略產業的高度的時候，政策規劃是接二連三的出臺，產業層面卻使不上勁，這是為什么？”江蘇省環保產業技術研究院環保產業戰略研究所副所長高嵩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原因并不在于技術的差距，而是政府缺乏對電子垃圾回收處理等環保問題的“頂層設計”，包括法律制度、社會分工和行為習慣等。

歐洲技術渴望中國市場？

當然，對于深陷歐債危機的歐洲環保企業而言，中國龐大的市場還是讓他們垂涎。

“這邊的環保企業對如何跟中國企業建立合作很感興趣，中國使館成為他們經常走動的地方。”中國駐比利時王國大使館經濟商務處秘書王晨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中國的巨大環保市場和歐洲的成熟環保技術如何能結合到一起，是中歐雙方*關心的問題。

據法蘭德斯清潔技術協會（FCA）介紹，其旗下有五百多家活躍在清潔技術領域的企業，其中大部分希望與中國企業建立合作關系；而在環保產業更為發達的德國和瑞典，注冊的環保企業達1.1萬多家和4000多家，中國市場成為其希望所在。

對中國市場的渴望在比利時多家環保企業的細節中可見一斑。在比利時港口城市奧斯坦德港務局，負責人Paul F·Gerard的名片上印著中文的“局長”二字；在垃圾填埋公司Hooge Maey，不僅有專門針對中國企業的中文幻燈片，Hooge Maey公司自身也跟巢湖等多個中國城市合作建設垃圾填埋場，對中國環保行業時下流行的各種“規則”了如指掌。

歐洲環保產業歡迎中國客人，但要真正合作并不容易。

“大家做事的方式不一樣，中國把‘環保產業’這個詞看得太重，總希望它做大做強，這并不符合環保行業小而美的規律。”在中國從事了近30年環保產業的中持環保董事長許國東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他發現在歐洲人們只談“環保”，極少有人像中國這樣提“環保產業”，因為環保已經與傳統產業密切融合。

而在中國，許國棟認為環保產業面臨兩個跟歐洲完全不同的特點——作秀式的環保和碎片化的權力尋租系統，前者讓中國客戶對歐洲企業精益求精的環保細節以及產生的高成本難以適應；后者讓歐洲環保企業在中國本土市場難以真正打開局面。

奧斯坦德港務局局長Paul F·Gerard管理的港口是無數中國風機制造企業的理想之地，他每年要接待數十撥中國客人，包括華銳風電在內的多家風電公司希望將自己的產品通過這里豎立到北海上去，但至今仍無人成功。“中國企業首先要保證他們的產品能在海上正常工作。”Paul F·Gerard意味深長地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2012年5月，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在比利時考察了優美科公司的電子垃圾處理廠，據王建明透露，中方曾就吸引優美科到中國設廠提出多項優惠條件。

不過，說著一口流利漢語的比利時優美科公司公共關系總監Marjolein Scheers顯得頗為猶豫，她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仍在調查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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